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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木兰与韩娥两个艺术形象的异同之处2（第1页）

南北木兰都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同与保护。2005年11月11日，虞城县被文化部确认为木兰故里，木兰文化传说被录用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韩娥也是受到基层政权保护的木兰式的女英雄。从清代开始，新都县和阆中县地方政府对韩娥出生和生活过的地方分别以木兰命名，并修祠堂寺庙以为纪念。

第十二，蜀中木兰与北方木兰一样，都具有显着的民族传承性和流传久远的特征。南北木兰都形成了地方特有民俗。2009年虞城县承办的“中国·商丘第五届国际木兰文化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木兰另一故里湖北武汉市黄陂区的新编楚剧《花木兰》唱响全国，大型音舞诗画《木兰山组歌》在人民大会堂成功演出。

新都因蜀中木兰韩娥的影响，从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开办木兰庙会至今已延续一百九十九年，而且这种民俗至今不衰，比虞城和黄陂开办的木兰文化节历史更悠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在我国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第十三，韩娥的故事比木兰更具传奇性。着名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也指出：“（木兰）诗中描写的木兰，确实表现中国妇女的英雄气概和高洁道德”，因而受到各族人民的喜爱。北方木兰的故事，经许多无名作者的润色和民间艺人的传唱以及各族人民的流传，被塑造成典型化的人物，成为有系统的、被称作“乐府三绝”之一而流传千古，使之耳熟能详。历朝历代文人赞美木兰，或赋诗吟咏，或撰文立传，或作史实考证，使木兰的影响力达于海外。木兰故事的脉络是：外敌入侵，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征战十二载，辞官尚书郎，恢复女装孝双亲。

韩娥的故事在成都市和南充市一带广为流传，特别是在互联网上有众多的文章介绍，受众面非常广。说到花木兰，人们总会想起蜀中还有一个花木兰韩娥。她的故事脉络是：七岁成孤儿，适逢农民起义战争，女扮男装以自保，先后被青巾军和元军所掳做马夫，辗转加入红巾军，拜罗甲为义父，从士兵到将军，曲靖反拙招亲，叙南又拜堂成亲，成都府身份暴露，辞官回乡孝亲，为和平四处奔走，在乡惩恶扬善，相夫教子耕读传家，忠孝立身。

韩娥是元末明初现实生活中的巾帼英雄，其事迹是四川地域文化中最可宝贵的人才遗产，也是我国木兰文化瑰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娥故事本身就起伏跌宕，充满曲折离奇；韩娥的经历比木兰更具传奇性，故事内容更丰富，情节更具戏剧性，韩娥的遭遇更具震撼力。

第十四，木兰精神重点表现在保家卫国、智慧勇敢，孝顺善良、不慕名利。韩娥更有追求平等、要求进步的思想和强烈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心。保护国家不被颠覆，在封建时代，那是帝王将相和文臣武将的职责，与普通老百姓无关；但是天下的兴盛衰亡，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元末政治黑暗、朝廷腐败、阶级和民族矛盾不可调和、天下已经衰亡的危急时刻，尽管韩娥有多种无奈，却敢于女扮男装投身红巾军，为自由、平等、文明和新生的农民政权勇敢战斗。这不能不说是木兰精神的升华！

热爱和平是韩娥精神品质中最重要的方面。在全国统一大势所趋的时刻，她深明大义，主动肩负起和平大使的责任，化干戈为玉帛，挽救苍生于战火。这应该是大忠大义之举。她在乡惩恶扬善，为叔父母和义父义母尽孝送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木兰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为国家尽忠、为父母尽孝、热爱家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全契合，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充满了正能量。韩娥身上表现出来的至忠至孝至善至勇，是我们中华民族永不泯灭的精神！宣扬巾帼英雄韩娥，是要引导人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在国家危难时能够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去战斗。韩娥忠孝善良、智慧勇敢、敢担天下兴亡之责、爱国爱乡爱和平、淡泊名利、惩恶扬善的崇高精神品德，具有鲜明的正能量和极强的教育性。

第十五，韩娥和木兰与历史上其他女英雄是有区别的。被誉为英雄花木兰的梁红玉（?--1135年）、秦良玉（1574―1648年）确有其人。爱国将领冯玉祥曾说:“纪念花木兰，要学秦良玉。”梁红玉和秦良玉武艺高超，智勇双全，都具有“精忠报国”的精神，这与韩娥和木兰的精神是一致的。梁红玉和秦良玉虽然也领兵打仗，但她们是依靠夫君的力量而成为将军的，韩娥和木兰则是从士兵开始做到将军的。梁红玉和秦良玉虽然也被誉为英雄“花木兰”，但她们没有女扮男装的经历，不用为隐蔽女性身份担惊受怕，韩娥和木兰则时时刻刻都要保护女性身份。梁红玉和秦良玉在军营中都有一批女卫士，有相对独立的私人空间，韩娥和木兰则与男性将士同吃同住，需要应对来自生理、异性、战争与死亡的严峻挑战。韩娥和木兰的生存环境比她们要恶劣若干倍，心理和生理压力要比她们大若干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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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韩娥和木兰与一些隐藏女子身份出仕当朝，或者爱穿男服却并未隐藏女子身份出仕的女子，是有根本区别的。如《南史·崔慧景传附传》所载女子娄逞女扮男装，仕至扬州议曹从事；《太平广记》“人妖”一目，所载孟女女扮男装冒充张詧的弟弟，继任张詧的军职；前蜀国女子黄崇嘏女扮男装摄理司户参军。这些女子，与木兰和韩娥女扮男装虽有相似，但其经历以及所表现的精神则相去甚远。同时，她们也不是国史中所表彰的贞烈人物。

第十七，韩娥与一些文艺作品中附会的花木兰，也是有区别的。在中国民间，樊梨花、穆桂英这两位巾帼英雄，也被誉为“花木兰”。但她们是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况且她们从事军事斗争时，更没有女扮男装，与韩娥女扮男装从军反元是有很大区别的。她们在传奇性方面，都不如韩娥的经历那样震撼人心。还有清初小说《安邦志》中记叙的唐节度使之女冯仙珠，逃婚后女扮男装征苗立功入朝，官至宗正。《再生缘》中的元朝女子孟丽君女扮男装进京考中状元官居丞相。《十粒金丹》中的北宋高梦鸾与未婚夫分别女扮男装和男扮女装，应试夺魁官拜元帅，等等。这些传奇女子虽然也女扮男装，个性鲜明，但都是文学艺术形象。

通过以上比较研究，韩娥真真实实具备了木兰的英雄特质。她是第一个在《明史》中明确记载的女扮男装从军报国的巾帼英雄。她在元末农民起义战争中建功立业，是一位传奇色彩极浓的女英雄，她的故事是一首悲壮的英雄史诗，也是我国木兰文化瑰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蜀中木兰韩娥的故乡阆中，曾经活跃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这支万余人的妇女武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第一支正规的妇女武装，在人民革命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们大多数牺牲在艰苦的西征历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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